钱氏家训》造就学界“豪门”

　　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教师张一帆说，在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可以找到不少“钱氏家族”家庭教育的细节。

　　——钱穆12岁，祖父和父亲都英年早逝，母亲文化水平并不高，但遇到有些事不知所措或犯了小错误时，母亲会说：“这事当年你父亲或祖父遇到过，我只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在母亲的教导下，祖、父的精神还继续发挥作用。

　　——1928年夏秋之交，钱穆的妻子和新出生的婴儿相继去世。正在无锡荣巷中学任教的长兄钱挚，闻讯后立即归家为之料理后事，后因操劳过度，急火攻心，不幸溘然长逝。钱挚去世后，钱穆便把16岁的侄子钱伟长带在身边，供其读书。钱穆续弦后，又把母亲接到身边。钱穆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在一起钻研学问，钱穆的母亲常在一旁缝纫伴读。

　　“许多后世仰望的‘大师’就是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是世代积累。假如现在有些事让我们发出九斤老太式‘一代不如一代’的喟叹，那原因主要是这样的传承链条断裂了。”张一帆说。

　　张一帆说，不是呼唤“大师”，“大师”就会出现。缺少了从小耳濡目染的社会氛围与家族教育，再先进的大学也不可能直接培养出“大师”。学术如此，甚至传统美食也如此。有些小时候尝过的美味，现在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了。这个味道本身是和中国民间的基本道德相关联的，比如说真材实料。烹饪诀窍倒在其次。

　　社会“扁平化”前进，“大师”来源将更为广阔

　　或许，“三钱”的成功秘诀将促使我们更加重视家庭教育传统和地方传统文化的重塑。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三钱”成为较难再现的传奇，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看做是社会扁平化进步的表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海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大家”，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大家”的出现，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现代中国的科技“大家”，多是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巨人的肩膀上的。如钱伟长和钱学森，都曾经是当时火箭和导弹等世界最先进技术领域前沿学者的门生，而钱三强则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的学生。而这才是决定他们“大家”地位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林海说，名人集中诞生于一些大家族，随着社会扁平化的加剧，或许将较难再现。但是，社会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可能是消灭大师和人才，而是让大师和人才有更加广阔的孕育土壤；真正健康的社会，也不该仅仅依靠一两个家族的兴旺发达，而应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可以用龚自珍的名句概括这种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化、正规化、社会化，不会缺少伟大的人物，而且来源将更加广阔。（《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10期，记者 余靖静）